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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分析: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贡献与经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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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代中期,中苏同盟基础上的经济合作取得明显成效,在大规模技术引进基础上,我国工业体系逐步建立,进而带动了经济增长。此后由于国内及国际环境的变化,我国对外贸易出现了剧烈波动,同时技术引进政策缺乏连续性,一些引进项目未能实现预期目标,对外贸易对国民经济的推动作用弱化。年来,中国积极探索并不断调整在不同的国际环境下适合中国国情、国力的务实的对外贸易发展道路,取得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开放40年来,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1978年增长61.27倍,年均实际增长10.88%。其中对外贸易做出了巨大贡献。1978—2018年中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运行轨迹基本一致。在对外贸易增长较快的时期,经济增长也较快。当对外贸易发生波动时,经济增长也随之发生波动,而且,对外贸易的波动程度要高于经济增长。由此可见,我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有着显著的依存关系,对外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使我国更深入地参与国际分工,从而推动经济更快地增长。

  20世纪50年代,中国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进口主要为大型成套设备和项目,且以重工业项目为重点,对中国在较短时期内初步建立起大体完整的工业体系发挥了关键性作用。20世纪60年代开始,进口对象转向西方国家,引进以小型成套项目居多,较重视支农项目与轻工业原料项目。此外,工业原材料进口比重大幅上升,取代机器设备构成进口生产资料的主要部分。20世纪70年代从西方国家的引进以大型技术设备为主,对提升中国主要工业行业的生产能力及技术水平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使钢铁、石化、化纤、化肥等行业骨干的技术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迅速缩小。

  总之,从新中国成立初期至1978年前,为了实现赶超战略,中国实行了进口替代战略并取得了一定成效,成功地在极低的起点上启动了中国工业化进程。经过近30年的努力基本上建成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完成了一般消费品的进口替代。1978年开放后,中国企业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与国际合作,迅速而全面地提高了中国的制造能力与技术水平。到了80年代,随着对外开放与外贸体制改革,中国的比较优势得到发挥,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大幅增加,从而使中国的轻纺工业跃升到新的台阶。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带来的资本要素的增加及技术进步促使中国的资本及技术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形成,进而带来中国工业的全面腾飞。并最终在2010年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工业国,成为“世界工厂”和全球价值链网络的重要中心。

  对外贸易为中国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根据商务部综合司和商务部研究院联合发布的《中国对外贸易形势报告(2018年秋季)》公布的数据,从全球价值链角度测算结果,中国每百万美元货物出口对中国就业的拉动为59.0人次。其中,每百万一般贸易出口能带来82.7人次的就业,每百万加工贸易出口能带来26.5人次的就业。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从对外贸易依存度的计算来看,进出口总值占GDP的比重越大,对外贸易对国内经济和就业的影响越大。2017年底我国劳动力资源总数是9.02亿人,当年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为33.55%,则2017年受对外贸易影响的劳动力总数为3.026亿人,这还不包括服务的进出口对我国劳动力就业的影响。

  对外贸易为中国获取外汇、充实外汇储备做出巨大贡献。从1990年开始,中国扭转了进出口贸易长期处于逆差的状况。中国货物出口从1978年的99.5亿美元增长至2018年的2.48万亿美元,1978年我国外汇储备为1.67亿美元,2007年末达1.52万亿美元,居世界第1位,2018年外汇储备达到3.16万亿美元,对防范金融风险和维护国家经济安全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中国对外贸易的地理方向新中国成立后,在冷战背景下,中国重点发展与苏东社会主义国家间的贸易关系。20世纪50年代末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对外贸易地理方向转向新独立的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及日本、西欧国家。20世纪70年代初,针对美苏争霸升级局势,打破与美国的外交僵局,从而与欧美国家贸易关系实现突破性进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旋律,经济全球化浪潮汹涌,中国对外贸易地理方向趋于全球化。

  70年来,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新中国对外贸易面临各种艰难险阻。为此,需要不断创新对外贸易方式,开拓对外贸易渠道。20世纪50年代,在外汇严重短缺,面临西方国家封锁禁运的条件下,中苏贸易以政府间记账易货贸易为主。同时,设立了贸促会,以民间方式主动与西欧、日本等国工商业界签订贸易协议,获得中国经济建设需要的重要物资。此外,充分利用中国香港国际贸易自由港地位,间接发展我国的进出口贸易。60-70年代,通过民间形式的“友好贸易”和“备忘录贸易”进一步打开对日贸易渠道,为这一时期的技术引进铺平了道路。开放以来,我国根据比较优势的变化和国际技术、产业发展的趋势,从大力发展加工贸易到推动加工贸易转型升级,从传统贸易方式到跨境电子商务、市场采购贸易等方式的创新,不断形成对外贸易的新增长点。

  新中国成立伊始,对一些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开展真诚援助,为中国打开外交局面进而推动对外贸易发展创造了条件。开放以来,通过参与国际经济组织活动、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等,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为对外贸易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

  20世纪50年代,与苏东国家贸易中的大规模技术引进为中国的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60-70年代自西欧、日本的技术引进,促进了中国基础工业,尤其是冶金、化肥、石油化学工业的发展,使中国形成了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工业化的推进显著改善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商品结构。开放后,通过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及市场竞争环境的形成,不断实现技术跨越式进步,出口的支柱性产业从资源密集型转向劳动密集型,再升级到资本与技术密集型。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经济封锁和贸易禁运的条件下,中国只能实行对苏东国家开放的“一边倒”策略,与苏东间政府记账贸易需要集中统一进行,与之相适应,中国实行集中统一管理的贸易体制。对外开放后,新的生产要素、理念与经营管理模式的出现与既有体制发生冲突,通过承包制、下放外贸经营权、股份制等对外贸易经营体制改革将企业推向市场,成为市场的主体;通过降低关税、减少非关税壁垒等对外贸易管理体制改革培育了竞争性的市场环境。市场化改革释放的巨大活力创造的新成果不断为对外贸易发展壮大提供基础,由此使中国的比较优势得以充分发挥,并不断实现比较优势的动态升级,进而成功迈向国际贸易大国行列。

  健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的双边和多边合作机制,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合作领域,抓紧收获早期成果。加强与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和产能合作,推动与沿线国家间的通关便利化,促进国际道路运输领域的合作,提升贸易和投资合作水平。发挥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市场整合基础上的分工深化效应,扩大中国商品、资金、服务等要素在相关区域的流通范围,实现互利共赢。创新对外贸易方式,培育贸易的新业务与新模式,打造高水平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来促进贸易发展。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改革创新政府管理模式,打造具有国际水准的金融开放、投资贸易便利、监管高效便捷、法制环境规范的自由贸易区。

  面对大国的牵制和周边国家的防范,首先要进一步优化贸易方式,在贸易规模扩张的同时更要注重质的提升,逐步以注重质量、效益的集约型发展模式替代传统粗放型的增长模式,优化进出口结构,促进贸易的高质量发展。加强我国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的竞争实力,推动我国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化。其次,要采取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和贸易中性化战略,避免中国出口贸易结构过于集中造成的买方垄断,同时进、出口并重,以分散市场风险,减少贸易摩擦。最后,在提高自身的国际经济贸易综合竞争力的同时,加强与相关国家的对话沟通,防止贸易摩擦不断升级,努力建构健康可持续的世界贸易生态环境。

  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发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型大国外交,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模式、发展周边外交及多边外交关系,打造中国的新型外交“朋友圈”,共同构建合作共赢的全球伙伴关系,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相互增进战略互信,提升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合作力度与广度,拓展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发展空间。中国在参与和加强多边贸易体制方面采取的总体战略应是“互利共赢、和谐发展”。应在维护中国主权和国家利益的前提下,积极推动多边贸易体制的改革和发展,使中国真正成为世界经贸发展的贡献者、贸易自由化的实践者、多边贸易谈判的推动者,多边规则改革的支持者,多边贸易体制的建设者,以及多边贸易自由化进程的受益者。

  在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社会信息化的大背景下,成为经贸强国不仅要具备显著的贸易规模与较高的市场占有率,同时要在贸易结构、贸易模式、贸易增长速度、贸易质量与效率上体现出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更要担负起国际责任,展现对全球贸易体制的领导力,抵御风险冲击,促使全球贸易体制向更加自由、更加开放的方向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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